十 參加工作
一九七零年由軍墾農場分配到晉江地區,又再被分配到南安縣,然後又被暫時安排到官橋公社。從此,我開始領取五十五元五角的工資,踏足社會,參加工作。
到官橋公社只屬暫時性,名為鍜鍊,沒有固定的崗位和任務,自由自在。而官橋離家頗近,隨時都可以返家一行,小住幾天也無不可,確是十分寫意。
在官橋工作時間不久,接觸面卻非常廣。有時公社黨委要下鄉“蹲點”,即是到某一個大隊去駐守一段時間,從中調查和處理問題。我便踩着單車、隨帶行李陪同下鄉。有時會隨同武裝部長去集訓民兵。有時會作為“宣傳隊”進駐“老大難”單位。雖然身為黨外人士,但竟也負起“整黨”事項,不但草擬黨課講稿,甚至也主講黨課。有時我必須趕赴基層單位,突擊整理先進事跡,赴縣展覽。而那些衛生院的計劃生育報告、幼兒教學經驗總結、甚至於生產大隊的決心書等材料,也經常是由我執筆或者經由我修改整理的。這段期間我還經常協助派出所做專案調查工作。有時也要出門追蹤疑犯。公社的專案報告大都是由我執筆整理。有一次縣公﹝安局﹞、檢﹝察院﹞、法﹝院﹞系統在官橋召開宣判大會,所有案件都是由我經辦和執筆整理,由公社黨委審批並呈報的。其時所宣判案件的定性與我們呈報的結論完全一樣,只是有量刑輕重的差別。
由於工作關係,結識了各方面的幹部甚多,人緣甚好。當時因文革造成物資缺乏,我都能藉著關係,即是“走後門”輕易地買到稀罕物資,很好地照顧家庭。所以說,首次踏足社會,便給我留下美好的回憶。
十一 母校任教
由於文革後期進入“鬥、批、改”的階段,學校準備全面復課。一九七一年我們又被召集到縣城進行最後一次的正式分配。大摡是官橋公社黨委對我賞識有加,曾事先向縣主管疏通,我未曾開口要求,就被分配到官橋五星中學任教。這裡離家頗近,是最理想的工作地方。因此我又回到濶別多年的母校,由當年的學生變成今日的教師,與五星中學再次結緣。
當時的校長是我舊時的班主任。報到後交給我的第一件任務是整理一份“學習班”的總結報告。結果由我執筆的總結報告獲得縣教育局的肯定,並登載在縣“教育通訊”。
由於學校荒廢多年,損壞甚多。教室到處都是防空洞,門窗玻璃破爛,很多設備急需翻新添置。復課的準備工作十分繁重。然而當時物資奇缺,一切貨物都在“後門”靜悄悄地交易。即是必須依靠人際關係,才能買到稀罕的物資。校長知道我在官橋公社關係良好,委我出任總務,負責籌辦物資。我也不負所望,從“後門”順利地採購到所需的各種物資。不論是煤、鍋灶、或香煙,甚至最緊張的木材我都順利地採購到手。而各項設備的維修工程,在我的親力親為下都順利完成,保證了順利地復課。其後,我還兼任出納,主管食堂,處理一個又一個的難題。
分配教學任務時,由於我兼任行政工作,每天只教一節數學課。教學任務並不繁重。因為我畢竟是正牌廈門大學數學系畢業生,校長準備給我教高中數學。但我考慮到自己並沒有真才實學。既沒有讀過心理學、教育學,也沒有實際教學經驗,若果擔負重担,不但自己負擔太重,還會誤人子弟。於是我婉拒校長的安排,只任教初中一年的數學課。而當時的初中生,水平參差不齊,有的連加減乘除都不會。而當時又吹捧交白卷英雄,因此教學並不重視,我就馬馬虎虎地度過教學這一關。
這段期間,我工作順利生活愉快。閒來之時時常與朋友茗茶談心,聯絡感情。或者經常活躍在運動場上,盡情地享受籃球、乒乓球這類愛好。而與教師同伴捉棋、玩撲克也是經常進行,非常快樂。至於返家更是經常,照料家庭更為周到。尤其是雅玲出生時,母女身體欠安,我甚至天天返家。每天只往學校上一節課,然後“走後門”買一些難得的滋養補品食物,就專心回家照顧一家大小了。後來我申請出國獲批準後,辦理了“留職停薪”的手續,就結束了一年多的教學生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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